执 守 与 拓 展

——关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体系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文 | 祝遂之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文革”十年之后，书坛凋零，懂书法的行家寥寥无几，但同时又因为开放的形势，人们的视野突然扩大，形形色色的洋东西涌进中国。不少书法界的朋友不甘寂寞，竞趋新异，各种各样的姿态层出不穷，风生水起。旧弊未除，新弊复作。

对这一突然冒出来的热潮，老先生们尤其是陆维钊、沙孟海两位老先生，内心非常着急，常常和我们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潜心学术，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不要“越出文字范围去搞书法”，不要做“洋人的书奴”，要“讲究字外功夫”，要具备“应有的基础和起码的常识”。如今，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还经常重复着这些话。为什么呢？因为当今高等书法教育所面临的状况比30年前更复杂，更让人困惑。

改革之初，那些高标与传统决裂的语言，多少还带着一种意气，意气的背后还藏着希望民族振兴的宏愿。90年代以来的浮躁急进之风、国际接轨之风，锋芒所至明显带着渐渐消解传统文化的态势，甚至幻想出现“中西文化大同”的单向式想法。究其实，两股潮流所激扬的都是背离传统的文化方向。

在这两股潮流面前，作为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书法家，内心肯定是忧心忡忡：既要跟随时代，又不忍心看到纯粹的书法艺术遭到误解，甚至是误传。尤其是工作在高等院校教育岗位上的教师们，一方面要传承老一辈教育家们苦心经营的事业，另一方面又不能看着传统文化的阵地被污染。

更何况文艺事业并不单纯是为了涵养胸襟、陶冶性灵的修为，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为时代进步、社会繁荣服务。现在的年轻学子们，已难以体会这些思考的背景，但凡是经历过20世纪苦难人生的学者、书家，都能理解这种精神支柱、价值观的坚持，是一个民族奋起时广大学者的共同愿望。

迈入新世纪后，文化创新成为流行口号，“拔苗助长”式的大工程、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得许多高校里的专家学者们忙于应付，而顾不上文化创新所必需的基础建设。一个民族文化的创新是不能脱离整体环境的，尤其是教育的基础。短视与投机是文化建设的两大顽疾，必须引起思考。

以书法为例，全国各地的展览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但哪件作品能代表这个时代？没有作品可以代表，也没有书家可以承担，这与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财力、精力来建设是很不相称的。经济、科技可以不断地开拓创新，而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可不可以一直不断地开拓创新？在我看来，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高下、好坏之分。

沙孟海先生生前多次强调“真正具有时代风貌，能代表一代书风者，则必须是在形式上具有强烈民族性的，又能经受社会检验、历史鉴定的作品。”他常说：“创新不等于创好。”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蕴含着至真的道理，“新”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他主张“创新与崇品”兼及，反对一味的求新务奇。

八九十年代时是如此，现在是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更要重新认识沙先生这些话的深邃寓意了。当然，艺术领域若没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传统，一味故步自封、安于现状也是值得警惕的。

由此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即有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区别任何事业的发展，有作为肯定是广大事业的前提。但有时一些进退失据的作为表面上看是有作为，实质上可能是带有破坏性的“乱作为”，那就会给事业带来危害。与其这样的“乱作为”，还不如“不作为”。

当前，国家提倡“保护就是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防止无目的的“乱作为”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书法事业也应如此，尤其当我们无法马上给新鲜事物做出历史判断的时候，既要有持久之观察，深入之思考，更要有大智慧来面对，千万不能人云亦云，随人起舞。“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是谓“强哉矫”！石涛上人云：“画事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闻问者。”当下名利场中，有几人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立场，书法系自成立以来，一直在计划有作为，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审慎面对作为，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这份事业，对得起这个时代。我个人一直推崇“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潘天寿先生语）的原则，弘扬“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做得如何？我不敢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