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中，基础研究被摆上了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目标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20年3月3日，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颁布《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这些政策和措施旨在不断加强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学技术进步明显。然而，由于我国的现代科学研究远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晚，基础较为薄弱。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对基础研究缺乏足够重视，投入不足，导致基础研究陷入“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

一、“两头在外”的具体体现

基础研究“两头在外”，一头指的是基础研究的方向引领、议题设置、研究平台、方法工具、仪器设备等，另一头指的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布和开发利用的平台，譬如高水平学术期刊、高等级学术会议等。简言之，就是沿着国外学者引领的方向和确定的路径，依托引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运用国外开发的方法、工具、软件开展基础研究，然后在国外的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布研究结果，并逐渐形成以国际期刊级别和发文数量为导向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成为国内基础研究活动的“指挥棒”。“两头在外”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决定做什么基础研究的能力偏弱，缺乏研究方向决策和议题设置能力，在研究前沿探索方面的贡献有限。基础研究需要自由探索，但并非漫无目标的自由探索。过去较长时间里，在基础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我国科学家主要处于“跟跑”位置，甚至是别人“起跑”许久之后才缓缓跟进。当我们奋起直追时，别人已经悄然换道。当然，在基础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的决策智慧和议题设置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科学前沿的暗黑地带持续摸索中逐步形成，需要与本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进行高水平互动。日本2000年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年均一个诺贝尔奖的惊人斩获绝非偶然，其背后是大批日本科学家在诸多前沿科学领域持之以恒的潜心深耕。根据研究前沿报告，近年来，我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和核心论文排名第一的研究前沿个数逐年上升，虽已位列全球第2位，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的基础研究仍处于世界绝对领先水平。但是，我国学者正在砥砺前行，努力缩小差距。

二是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平台、仪器设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及实验材料等存在较严重的对外依赖。基础研究需要高等级实验平台和高端仪器设备的支撑。在仪器设备方面，2018年的全球仪器公司TOP20榜单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另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仪器仪表行业2019年上半年贸易逆差达95.7亿美元。核磁、质谱、电镜等高端科研仪器基本被国外厂商垄断。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通用办公软件、数据分析及处理、专业计算、EDA芯片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等大部分基础软件由美国公司开发，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其潜在的风险不言而喻。

三是基础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活动更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我国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发起顶级学术会议的能力欠缺。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均取得长足进步，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仍然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国际学生的全球流动趋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情况，我国依然是留学生输出大国，2018年出国留学生达66.21万人，目标国家分布如图1所示。而我国高等教育对欧美国家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还不够，在大约50万的来华留学生中，来自发达国家并攻读自然科学领域学位的学生占比仍然比较低。应该认识到，在现阶段及未来较长时间里，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教育对与我国的科技人才培养仍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与我国学者的学术贡献不匹配，如：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成立近百年来，直到2018年才首次有华人任职主席；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公布2019年举办国际协会会议数量最多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中国，中国位列第七。在组织和发起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等方面，我国科学家任重道远。